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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為民 實事求是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9年03月20日 16:27:55

  習仲勛是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陜甘根據地和紅軍的主要創始人。他從小就懷有救國救民振興中華的遠大理想,在革命斗爭中屢經磨煉,青年時代就擔任要職;為創建和鞏固陜甘寧根據地,打退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和解放大西北做出了重要貢獻。其膽識、才干、品德、作風和業績為黨內外人士所公認,他密切聯系群眾、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精神更為人們所稱道。建國初期毛澤東稱贊他“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一個極高的評價,也是習仲勛最為鮮明的思想作風特點,它像一根紅線貫穿著他一生。在習仲勛誕辰97周年,逝世8周年之際,我們謹將了解到的有關這方面的材料加以整理和表述,以示敬仰和懷念。


  (一)


  實事求是來自對客觀實際的正確認識,而調查研究是獲得正確認識的前提和手段。習仲勛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畢生在群眾中調查研究。


  1933年照金根據地初創時,習仲勛以劉志丹為榜樣,深入群眾中噓寒問暖,關心群眾疾苦。他一村一村地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的做群眾工作。根據群眾的要求建立群眾組織和游擊隊、赤衛隊,領導群眾進行分糧斗爭。根據地重心轉移至南梁后,他又訪貧問苦、了解實際、發動群眾、夜以繼日地工作,利用各種機會了解實際情況和群眾要求。對外來邊區的商人他主動接見詢問情況,甚至老太太向他??嗦家務事也耐心傾聽。他還抽空幫助群眾種地、推碾,戰時帶頭抬擔架等,與群眾保持密切地聯系。這些在群眾中了解的情況,成為他制定分糧、土地政策、武裝斗爭和根據地建設等政策的依據。由于符合實際,他制定出陜甘根據地的十大政策深受群眾的擁護。當時,習仲勛年僅21歲,人們親切地稱他為“娃娃主席”,他也以農民群眾的子弟自居。毛澤東對習仲勛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的作風十分欣賞,1945年就稱贊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陜甘寧邊區的關中分區是插入國民黨統治區的一把利劍,國民黨視為心腹大患的“囊形地帶”。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圍繞這一地區雙方斗爭激烈,形勢非常復雜。習仲勛擔任關中分區書記后,大力進行調查研究,開展統戰工作。他對邊區周圍國民黨的每一個派別、每一個社會團體、每一個武裝隊伍都進行了細致地調查和分析,根據不同情況,采取聯合、爭取和打擊等政策,建立了與統戰對象的穩定關系,不僅鞏固了邊區,而且在其內部發展了革命力量。鄰近民團的頭子,在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和習仲勛的工作下,很多人向我們靠攏成為朋友。他們停止對邊區的軍事騷擾,允許我方人員通過他們的防區,甚至主動向分區捐運武器。


  陜甘寧邊區的綏德分區是邊區的北大門。1943年2月,習仲勛任綏德分區書記時,正值邊區軍民為戰勝嚴重經濟困難開展大生產運動時期。他在向地委、專署干部傳達毛澤東關于大生產運動的講話后,就帶領地委、專署部分干部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尋求在綏德開展大生產的正確路子。他邊走邊看,邊提問題,逐個進行解決,并鼓勵各級干部深入群眾、了解群眾、具體指導。經過反復調查,他對綏德分區有了全面了解。認識到綏德分區所轄六縣雖為革命老區,但自然條件較差,轄區內人多地少、土地貧瘠,可開發的荒地極少。因而不能走延安開墾荒地增加糧食、棉花的路子。綏德地區發展生產要靠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精耕細化來提高產量。為此,他樹立和大力表彰在調查中發現的劉玉厚和郝家村的典型,推廣他們的經驗。在他的示范和倡導下,以后又發現了劉培潤精耕細化的典型,介紹和推廣了他種田的“糞大、土多、遲種、早鋤”的八字耕作法。由于實際摸透、路子和方法對頭,經過一年的努力,地少人多、土地貧瘠的綏德地區已基本做到豐衣足食,地方軍政單位也實現了自給自足。


  習仲勛任西北局書記后,調查研究的地區進一步擴大,內容也更加全面和豐富。除整個陜甘寧邊區外,陜西和整個西北都成為他調查研究的范圍。他經常召開西北各省、地區工作座談會,經常與各界人士交談,提出問題,詢問情況,并派人實地調查,及時了解整頓各地情況,以便更好地指導工作。


  1947年解放區開展土改運動時,他根據邊區存在老區和半老區的情況,向中央建議實行不同的政策;關中和陜西解放后,又根據陜西農村土地分散、階級構成兩頭小、中間大的特點,提出深思熟慮,準確制定階級成分的要求。根據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眾多,農牧業并存的實際情況,做出土地改革分兩步走:先在漢族農耕區進行,少數民族地區農耕區待條件成熟后再逐步進行,少數民族牧區不平分土地的步驟和政策。這些符合實際的政策措施,保證了西北民主革命的勝利完成。


  1978年4月,習仲勛受命主政廣東。這是他遭康生、“四人幫”誣陷監禁16年后,首次復出工作。主政廣東時他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考慮廣東的發展。上任僅二個月,他于7月上旬就率領一些工作人員到寶安、深圳實地調查研究。走訪邊防哨所和與香港接壤的皇崗、蓮塘、沙頭角、蛇口等地,走訪群眾了解外逃的原因,與基層干部商討制止外逃的對策。未及休息與調整,又與當月下旬到8月中旬用一個月的時間,走訪調查了粵東21個縣市,實際了解農業生產情況,與農民和基層干部共商發展農業的道路。1979年至1980年,又赴粵西、粵北和海南島實地調查,與當地群眾、干部座談,商討解決當地的突出問題。調查期間他頂著酷暑炎熱,翻山越嶺,深入田間地頭、工廠車間,甚至豬場和煉鐵爐旁,與農民、工人、干部和知識分子廣泛接觸,每天工作都在12小時以上,有時還要工作到深夜甚至凌晨一兩點。在廣東任職兩年時間里,他走遍了廣東的山山水水,足跡遍及南粵大地。這不僅使他了解存在的問題和廣東的特點和優勢,而且得以集中群眾智慧從整體上思考發展廣東經濟的道路。習仲勛的調查研究,可以看作是廣東改革開放迅速崛起的先聲。


  (二)


  從實際出發反對“左”傾錯誤,在反對“左”傾錯誤中堅持實事求是,是習仲勛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的另一鮮明特點。


  習仲勛從開始創建陜甘根據地時就反對“左”傾錯誤。陜甘根據地創建時,杜衡一度掌握大權,曾誣蔑劉志丹正確的軍事路線為“游擊主義”、“梢山主義”,對劉志丹進行打擊并撤消其職務。習仲勛等明確表示反對。他還反對杜衡脫離實際情況在陜北建立騎兵師的計劃;更反對離開根據地南下渭華另建新區的主張,曾專門寫出書面意見并派人向杜衡表達他的意見。然而杜衡一意孤行,致南下紅軍遭到失敗。挫折使習仲勛認識到“左”傾錯誤對革命的危害,開始懂得要實事求是必須反對“左”傾錯誤。


  1935年9月,紅二十六軍與紅二十五軍會師不久,陜北開始了錯誤的肅反斗爭,逮捕了劉志丹、習仲勛等陜甘一大批黨政軍干部。事前曾有同志勸習仲勛暫時離開以逃脫此劫,但他認為他曾擔保了許多被捕的同志;肅反主持者更是以他的名義把這些人調到后方加以逮捕,因此拒絕離開,坦然接受審查和監禁。獄中雖遭嚴酷體罰和折磨,仍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拒絕強加給他和有關同志的罪名。當時,錯誤肅反的主持者已挖好了處死他和劉志丹的土坑,幸而中共中央長征到達陜北,劉志丹、習仲勛等才幸免于難。錯誤肅反錯殺了陜甘干部200多人,造成黨的革命力量嚴重損失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嚴重危機。這一事件加深了習仲勛對“左”傾錯誤危害的認識,堅定了他反“左”的意志和決心。


  1947年,土地改革運動轟轟烈烈地在解放區掀起,10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土地法大綱》。由于《大綱》沒有區分各地不同情況,強調平分土地,一些政策不具體;加上康生、陳伯達在晉綏土改中搞“查三代”、“搬石頭”強調貧雇農的所謂的“經驗”的影響,陜甘寧邊區也出現了侵犯中農利益、沖擊中小工商業者和亂殺亂打的“左”傾錯誤,并在同年10月后的義合會議前形成一股潮流。習仲勛敏銳地察覺到“左”傾潮流的危害性,并較早地認識到康生的錯誤。他7月在小河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對康生在晉綏抓“化形地主”等經驗提出疑問,主張應該糾正土改中損害中農和民族工商業者利益的傾向。對西北地區的“左”傾錯誤也大力糾正,他叮囑參加土改的同志要防“左”糾偏、要講政策、講紀律,且莫頭腦發熱,對把民主人士安文欽“掃地出門”的錯誤做法提出嚴肅批評。在是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上,他敢于直言陜甘寧解放區土改中存在的問題和自己的看法,加深毛澤東對“左”傾偏向的認識。會后,又于1月4日至2月8日,三次致電黨中央和毛主席,直言反對“左”傾傾向,并指出其危害性,他斷言說:“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一切破壞得精光。”強調“在老區發動群眾運動,要堅決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左’傾形式主義”,特別指明“這種‘左’的情緒,不是群眾原來就有的,而是干部帶去的。”對康生的“經驗”也予否定和批評;“由于晉綏直接影響,土改一到農村,就發生極‘左’偏向”。這些認識獲得毛澤東的贊同,毛澤東兩次批示“我完全同意習仲勛同志所提各項意見。”指示“按照這些意見密切指導(陜甘寧邊區)各分區及各縣的土改工作,務使邊區土改工作循正軌進行,少犯錯誤。”“華北、華中各老解放區有同樣情形者,務須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習仲勛的函電和毛澤東的批示,終于糾正了“左”傾錯誤蔓延洶涌的趨勢,成為習仲勛在反“左”中堅持并豐富實事求是內涵的典型事例。


  習仲勛堅持實事求是的崇高品德,還表現在他敢于在“左”傾錯誤猖獗盛行之時堅持斗爭。1962年,他因康生誣陷為《劉志丹》小說的后臺被立案審查。在淫威面前,他據理力爭反對誣陷不實之詞,三年后下放洛陽工廠勞動,“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揪斗。他身處逆境并沒有悲觀失望,而是認為“我們國家,我們黨內出了壞人。這是暫時的現象,正氣一定會戰勝邪惡。真理永遠是真理,我雖然已62歲了,我知道要用有生之年,繼續為黨為人民作出貢獻”。這看似平凡的話語,揭露了康生、“四人幫”的本質,指明了這場斗爭的性質及結局,對未來充滿了勝利信心和期待。當康生、“四人幫”一伙,千方百計想從他身上撈取整周恩來總理的材料時,都被他巧妙地頂了回去,顯示了一位革命戰士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的英雄本色。


  習仲勛廣東任職時,是“四人幫”“左傾”余毒尚未肅清,“兩個凡是”占主導地位的時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文章發表后,他敏銳地察覺這是肅清“左”傾余毒、跳出“兩個凡是”框框解放思想的大好時機,因此,不顧一些人的“招呼”,冒再次被打倒的風險,率先表態支持《標準》一文,并組織省委一班人先期學習討論,后又推及全省干部進行真理標準討論的補課。這就使廣東在破除“左”傾余毒解放思想上占據先機,對廣東乃至全國各方面的工作都具有重要意義。


  (三)


  開拓進取、勇于創新是習仲勛實事求是的又一特點,也是他堅持調查研究、反“左”防右從實際出發的必然結果。在革命和建設年代,他多次提出新觀點,開啟新思路,推出新創舉,豐富完善了黨的方針和政策。


  他在創建陜甘根據地時,較早并且較完備地制定了土地、財經、糧食、統戰等十大政策。目光不僅著眼軍事,而且注重經濟,實行成立集市、發行貨幣、準許外來商人在邊區做生意等一些創新的活躍經濟的舉措。


  1946年,為解決老區土地改革后的地權糾紛,他去關中試點和推行征購地主超額土地分給無地貧農的新政策。其后雖因情況變化未再實行,但試點工作中用這一方法,在邊區370多個鄉中把地主多占土地370多萬畝分給了農民。土改運動全面展開后,習仲勛又提出過去土改徹底的老區、半老區土地不易打亂平分,采取調劑的辦法;土改不徹底的半老區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辦法分土地給無地少地農民。并親率工作人員赴綏德縣黃家川總結經驗。毛澤東將這一經驗予以推廣,并批示這一經驗“對全國老解放區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1952年春,習仲勛向黨中央報送《關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會全體會議情況》。全面匯報了西北地區土改、統戰和民族工作。內容豐富,論述精辟。在民族問題和土地改革問題上,他提出了“聯合封建反封建”的新觀點,他認為民族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上層。“一定要先做好爭取各民族上層、爭取宗教方面人物的統一戰線工作,然后去發動群眾,不可顛倒過來。”為此要對民族上層人士“采取寬大讓步的政策。”“用‘和平些’和某些必要的妥協,去換取發動群眾的較好條件,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毛澤東閱后非常高興,向當時來匯報工件的薄一波詢問對習仲勛的看法,當薄回答“年輕有為”后,毛澤東加重語氣說:“如今已是爐火純青了”。


  按照解決民族問題這一思路,習仲勛在實踐中正確處理了一系列民族糾紛,其中以爭取項謙歸順最為人所稱頌。項謙是青海昂拉部落的頭人,在國民黨殘余勢力的拉攏下先歸后叛。習仲勛先后指示派周仁山(青海省委統戰部長)藏族宗教大師喜饒嘉措等50余人做爭取工作,從1949年12月到1952年7月兩年多的時間里,先后談判17次,其中頗多反復,極具戲劇色彩。在以軍事進剿粉碎了他的軍事力量后,最終使項謙恭身認罪,歸順了政府。毛澤東得知此事后對習仲勛說:“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1978年7月,習仲勛在廣東深圳調研制止叛逃現象時,對一些干部因怕犯錯誤不敢過境耕作(香港境內有深圳幾千畝土地,當時摞荒),不敢吸引外資搞加工工業時,堅定地說:“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對他什么主義”。在一些人堅持外逃偷渡是政治原因和敵我矛盾時,他力排眾議認為偷渡主要來自經濟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大部分是人民內部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反對一味抓捕,主張標本兼治。因此他和楊尚昆向中央提出廣東可以利用靠近港、澳的優勢,實行一些較為特殊的優惠政策,在沿海地區設立出口加工基地,以加快經濟發展的設想。鄧小平敏銳地看到這種做法是一種新思路,是中國實施對外開放政策,促進經濟發展的突破口,當即表態“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廣東走上了意義深遠的經濟建設和對外開放的新征途,習仲勛也因此被廣東人民譽為對外開放的先驅者。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們紀念習仲勛不僅要銘記他的業績和貢獻,更要學習他為國為民、無私無畏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勤于調查研究,知民情解民意,從實際出發做好工作;敢于直言不諱,反對脫離實際的各種錯誤傾向;善于集中群眾智慧,解放思想開拓創新。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用唯物辯證、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武裝頭腦、指導實踐,為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而拼搏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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