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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高等教育哲學》看高等教育哲學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9年07月05日 08:04:33

  摘要: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在中國盛傳近30年,是廣受人們關注的經典著作。其中,關于書中所提出來的高深學問、認識論和政治論的哲學基礎、學術自治和學術自由等內容的討論較多。本文認為,研讀西方教育學經典時,不僅要重視對其內容和思想的詮釋,還要重視對其研究方法的學習。該書的譯者說:“我們引進這本著作,目的在于介紹國外高等教育理論界的現狀,為我國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可資啟發或借鑒的信息。”因此,如何跳出《高等教育哲學》看中國的高等教育哲學是本文討論的目的。


  關鍵詞:高等教育哲學;方法論;邏輯起點;理論構建


  作者:蔣紅霞


  中圖分類號:G642.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9324(2016)02-0193-03


  自美國教育哲學家、教育史學家、高等教育家布魯貝克(John?S?Brubacher,又譯布魯巴克、布魯巴赫)的代表作之一《高等教育哲學》(以下簡稱《哲學》)的中譯版在中國發行以來,深受高等教育學界的推崇,已經成為國內高等教育學專業的權威讀本和爭相研究的范本。布魯貝克基于對高等教育的哲學思考寫就《哲學》一書,那么,該書是否屬于理論建構的學術著作?書中的邏輯起點又是什么呢?這兩個問題涉及對該書的基本認識,在國內相關研究中比較突出,本文試圖對該書的性質和方法進行簡析,以及該書對中國高等教育哲學發展的啟示做出討論。


  一、關于《哲學》的性質的討論


  關于高等教育的思考和探索相比關于教育的思考和探索晚得多,一般來說,西方的教育思想必然追溯到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古希臘先哲們,東方教育思想溯源可至孔孟、老莊等先秦諸子。但是,關于高等教育的系統性思考卻是伴隨著現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機構的出現而出現的,這肇始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哥廷根大學和哈勒大學的改革,以及柏林大學的建立,這是高等教育和大學在大多數語境中互相代稱的歷史根源。自那時起,哲學的一般原理和高等教育的關系便日益緊密起來,在高等教育理論和實踐中都能找尋到相關的哲學理論基礎。20世紀40年代美國教育哲學學會(PhilosophyofEducationSocietyinUnitedStates)成立,曾任執行委員和會長的布魯貝克不僅研究教育哲學,更將目光投向了高等教育哲學,該書即是他試圖用哲學理論解釋美國高等教育現象的代表作。


  那么,該書是否屬于理論構建的學術著作呢?關于這個問題,首先要分析理論構建的基本特征。本文認為,一項研究是否屬于理論構建的研究需要考察三個基本要素,即基本概念、思維方式和理論體系。概念的提出對于理論的重要性相當于一棟大廈的基石,它是理論研究的始點,概念不清將會導致理論建構的致命問題。思維方式是研究者在研究中對命題進行綜合、分析、歸納、演繹的抽象的、創造性的過程,應自始至終具有連貫性。理論體系是經由概念擴展后,運用鏈條原理把概念、范疇、原理體系化。一般來說,理論構建的路徑是先界定基本概念,再運用一定的思維方式創建理論體系。因此,討論《哲學》是否屬于理論構建的學術著作,關鍵看它的三個要素是否完備。


  書中,布魯貝克創設了“高深知識”、“認識論”、“政治論”,并把“高深知識”視為高等教育與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別,并作為解決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機的基本概念和全部研究的切入點。他還認為“認識論”是以追求知識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學,“政治論”是以高深知識解決復雜的社會問題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學。在書中的各個章節,布魯貝克始終圍繞“高深知識”,用“認識論”和“政治論”平行地分析各類問題和各種關系,既是對以上基本概念的延伸,又體現了其思維方式的連貫性。


  除了基本概念和思維方式,還需考察該理論是否完成了對某一現象的觀察與描述,是否厘清了事物與相關關系,是否具有普遍適用性,是否構建了理論體系。從根本上說,《哲學》中實現了對美國高等教育的把握和描述,它對高深學問、學術自治、學術自由、高等教育為誰服務、普通教育和專業教育、高等教育學、治學的道德、作為教會的大學等美國高等教育中的主要問題進行了深入剖析,對高等院校、教師(教授)、學生、社會、教會、政府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細致梳理,在此基礎上,作者表達了認識論和政治論互相融合,但要保持高深學問的相對獨立和自由。正因為如此,布魯貝克大量引用和批判他人的觀點和看法,使得該書絕不同于教科書,也不同于一般的理論建構著作。加之該書的英文版書名為《OnthePhilosophyofHigherEducation》,而不是《ThePhilosophyofHigherEducation》,以至于有學者把該書歸為歷史批判性著作,而不是建構性著作。


  二、關于《哲學》的研究方法的討論


  《哲學》第一章中提出的“認識論”和“政治論”一直被視為該書的邏輯起點,甚至被視為高等教育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根據書中內容,認識論是指以追求知識為目的的高等教育論;政治論則是把高等教育作為政治的分支、強調高等教育對國家和社會發展的作用。布魯貝克梳理了二者在美國高等教育發展中影響力此消彼長的歷史,認為它們從建國時期到19世紀末及以后“交替地在美國的高等學府中占據統治地位”,但是,如果僅以此就斷定認識論和政治論是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的邏輯起點是否可取?


  布魯貝克在指出認知論和政治論之間矛盾的時候說:“其矛盾之處在于,探討高深學問的認識論方法設法擺脫價值影響,而政治論方法則必須考慮價值問題”,在這里,尤其注意“認識論方法”和“政治論方法”的表述方式,可見,布魯貝克將二者視為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的可能性較大。其次,第一章中指出“大學確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徑有兩種,即存在著兩種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學,一種哲學主要是以認識論為基礎,另一種哲學則以政治論為基礎”。也就是說,二者是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的基礎,是作者對美國高等教育現象做出的規律性總結,既不是教育活動,也不是從原始教育形式開始的教育現象,不能簡單視為“教育存在”,如趙軍所說“需知政治論哲學和認識論哲學不過是布魯貝克對美國高等教育哲學流派內部矛盾和沖突的一種歸納”。再次,這句話還指向了價值關聯的根本問題――高深學問,進而指出了隱含在關于高深學問紛爭背后的哲學流派,分別是理性主義、工具主義、存在主義和分析哲學,這才是布魯貝克關于高等教育的真正哲學思考。所以,不宜把認識論和政治論作為該書的邏輯起點,更不能作為高等教育哲學的邏輯起點。回到書中導言,布魯貝克指出該書“圍繞著這些問題的主旋律‘E’調[E代表專門知識(expertise)――即深奧的探求――它構成了高深的學問]展開論述”,又指出“精深的專門知識本身就是問題和答案兩方面的特殊部分”,就此可以大膽推斷“高深學問”作為邏輯起點更為恰當。因為,高深學問是被抽象化了的高等教育的教育內容,連接著教師與學生,連接著社會與高校;學術自由、學術自治、高等教育的功能等都由高深學問推論而得,它們可以相互規定;認識論和政治論不過是高深學問在社會中的演化。因此,布魯貝克尋求的“各種問題的共同基點”實際上是尋求研究的邏輯起點,也就是“高深學問”。


  三、關于對中國高等教育哲學研究的啟示


  近現代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變革無不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教育概莫能外。僅就高等教育而言,來自西方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歐美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推動了中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建立和完善;二是,西方政治思想中民主、自由等觀念的傳播催生了近現代高等教育的誕生;三是,教會大學推動了科學教育在中國的發展;四是曾留學歐美的學生中產生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推動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如蔡元培、胡適等;五是,改革開放后,越來越多的西方高等教育教育名著被翻譯為中文在國內發行,擴大了國內學者的研究視野。


  這里有幾個原因:一是,書名體現了作者的創新和魄力,無論是英文版的《OnthePhilosophyofHigherEducation》,還是中文版的《高等教育哲學》,在高等教育的學術專著中都是罕見的;二是,譯者王承緒的學術影響力,作為國內比較教育學的泰斗,王先生的每一部譯著都能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哲學》也不例外;三是,我國高等教育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第一本《高等教育學》(上冊)于1984年才得以出版發行,對國內學者而言,尚缺乏對高等教育的一般問題進行哲學思考,把哲學的一般原理與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結合起來還存在諸多困難。基于此,布魯貝克的《哲學》激發了國內眾人對高等教育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對該書的詮釋和解讀。


  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則明顯不同,概括如下:近代初期中國政治社會的急劇變革對高等教育的亟需,建國后意識形態對高等教育的深刻影響,改革開放后高等教育的復蘇和發展,20世紀末高等教育機構數量和學生人數激增,21世紀后高等教育質量提升與建設世界一流水平大學需求凸顯。如果按照布魯貝克的哲學基礎分析,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始終與社會需要聯系緊密,即占統治地位的是政治論。實際上,中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的穩定發展只能從恢復高考后算起,距今不到40年的時間,與美國200余年的高等教育發展史相比,猶如一個充滿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孩童和一個成熟的中年人的區別。而中國高等教育哲學的起步更晚,2004年才出現了第一本《高等教育哲學》(張楚廷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專著,學科建設還遠遠落后于高等教育實踐的發展,實難和美國高等教育哲學研究的繁榮相比。這其中,布魯貝克的《哲學》恐怕“難辭其咎”,因為它占據中國學者頭腦的時間實在是太長了,難怪有人對中國高等教育哲學發出“讀經30年,自醒才3年”的感慨。所以,在對西方名著的研讀中如何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義”,構建“中國化”的理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以為,《哲學》一書對中國高等教育哲學發展的方法啟示遠多于內容啟示。


  第一,在研究目的方面,當時,布魯貝克創作《哲學》一書的意圖非常明確,即“普遍性”、“根本性”、“整體性”,也就是說,布魯貝克一開始抱有努力透視現象去研究問題的本質的明確目的,這本身就值得借鑒。當前中國高等教育實踐中的諸多問題已經引發了研究者的廣泛思考,如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學術自治、通識教育、專業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大學的辦學理念、大學的功能等,本文認為,這些問題與美國高等教育中曾出現的矛盾只是“形似”。與上個世紀美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歷史背景大相徑庭的是,當前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現代與后現代伴隨著傳統與現代的歷史背景。因此,在高等教育哲學理論構建中,必須明確研究目的,即旨在解決高等教育中的根本問題,澄清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關系,引導中國的高等教育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同時促進教育哲學的發展。


  第二,在研究對象方面,布魯貝克直指高等教育的根本問題――高深學問,并展開一系列討論。在國內,關于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較多關注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缺乏戰略性思考。“由于教育哲學需要獲得對事物的整體性把握,這種目標要求教育哲學不能以直接描述事物某一細小特征的數據為處理對象”,只對其中的特殊、具體問題進行分析和研究,只能提出局部的、短期的、具體的解決方案,不能實現整體性的、普遍性的、長期性、系統性的理論構建。這種研究的缺憾在于對研究對象的選擇,不是過于抽象,就是過于具體,不能把“一般”與“特殊”、“根本”與“具體”結合起來,以至于既不能指導具體的教育實踐,又沒能上升到哲學的高度,不能從根本上革新高等教育理論。


  第三,在具體的研究方法方面,布魯貝克在每一章中都沿用了對高深知識、教師(教授)、學生等基本要素逐個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說,在高等教育哲學的研究中,從分析事物基本要素入手比從分析事物外部環境更重要,歸納和演繹比問卷調查和實驗法更重要。如果僅徘徊在對外部因素或環境(外因)的分析和梳理中,例如,國內研究者較多重視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對高等教育影響的研究,結論也都集中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與有高等教育關系緊密、相互作用,教育不能脫離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獨立存在,高等教育改革需要一系列社會改革配合等觀點上,這樣的研究雖然對全面分析高等教育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卻始終無法得出清晰的、具有普遍性意義的高等教育哲學理論。


  第四,在研究主體方面,布魯貝克擁有哲學博士學位,長期講授教育哲學的課程,終生致力于教育哲學、高等教育和教育史的研究,其著作在美國具有深遠的影響力。所以,哲學與高等教育的結合不僅需要研究者的壯志雄心,更需要研究者具備扎實的教育理論基礎和較高的哲學素養。中國教育哲學經過長達一個世紀的發展(其間曾中斷30年)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建立了較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國外高等教育哲學歷史久遠,成果豐碩;國內高校和研究機構相關專業穩定發展,相關學會活動頻繁,這些都是高等教育哲學發展的有利條件。研究者們要充分利用這些條件,努力總結教育實踐經驗,綜合教育理論與哲學理論,提升學術研究水平。


  當然,《哲學》所體現出來的研究方法并非完美。布魯貝克陳述自己觀點的時候比較隱晦,通篇夾雜著的其他學者的觀點也給讀者設置了不少障礙,使得其“澄清問題”、“平衡問題”的結論若隱若現。再加上譯本與原著總有一定差異,對一些核心概念(如認識論、政治論、學術自治論)的解讀總會受到語境的干擾,影響了對該書思想的正確解讀。當前,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困難重重、矛盾縱橫交錯,如果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以模糊的、隱晦的方式表達,不但對促進教育實踐發展無益,還可能會擴大問題的復雜性,不利于學術研究積極作用的發揮。


  高等教育哲學的發展還有賴于其他學科的成熟,尤其是居于上位的哲學的發展。近年來,鑒于文化哲學的興起和發展,已有學者從文化哲學的視角思考對高等教育展開研究,如衣俊卿、王冀生、董云川等,希望他們的共同努力能翻開中國高等教育哲學發展史新的一頁。綜上,從根本上說,中國高等教育哲學的發展亟須高等教育方法論的建構和發展,亟須跳出《高等教育哲學》看中國的高等教育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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