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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法角度看人民幣匯率問題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9年07月10日 08:05:23

  摘要: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了世界關注的焦點,尤其是以美國和日本為首的國際社會不斷聲稱人民幣的價值被低估,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中國在人民幣匯率改革方面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我們必須明確的是人民幣匯率問題始終是我國的內政,人民幣匯率改革是中國獨立行使貨幣主權的表現。本文從國際法的角度對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合法性進行簡要的分析,進一步提出應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建議。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匯率操縱,財政補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完善建議


  中圖分類號:D996.2文獻標識碼:A


  匯率制度,又稱匯率安排,是指一國貨幣當局對本國匯率變動的基本方式所作的一系列安排或規定。2005年以前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是釘住美元制度,2005年以后實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形成了更富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1人民幣匯率之爭概述


  近年,某些西方國家頻頻地對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問題橫加指責和非難,指稱我國當前保持人民幣的穩定是在操縱匯率以謀取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已嚴重違反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協定,應盡早改革匯率制度,讓人民幣升值。中國政府則堅持人民幣匯率與西方國家貿易逆差并無直接聯系,并始終堅持匯率制度是中國內政。保持人民幣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既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穩定與發展,也有利于地區和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人民幣匯率制度怎么改,何時改是國家主權問題,中國會根據自己的節奏、速度以及對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最有益的方式,逐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


  2從IMF及WTO協定角度看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合法性


  2.1人民幣匯率制度符合IMF協定,不構成匯率操縱


  2.1.1IMF成員國避免操縱匯率的義務


  IMF成員國有關操縱匯率的禁止性義務,主要規定在基金協定第4條第1節的第3項“避免操縱匯率或國際貨幣制度來阻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整或取得對其他成員國不公平的競爭優勢”。


  2.1.2匯率操縱的界定和判斷方法


  操縱匯率的主觀要件:在基金協定特定的語境中,操縱是指操縱者以本身的能力或技能影響或掌握其他事物。至于該行為是否具有惡意,則取決于相關國家的動機、目的和效果。事實上,任何以維護本國經濟利益為出發點的匯率調節都會影響到其他成員國的利益。但是,此類經常采用的匯率調整措施并非都構成基金成員國對匯率的操縱,關鍵是要看成員國相關行為的主觀方面。


  匯率操縱的客觀要件主要包括:第一,實施了某一或者某一些具體的行為和措施;第二,從表面判斷,某成員國對其匯率的調整和政策的改變與起主導作用的經濟金融情勢不相關;第三,實施這些行為缺乏或者違背其所實行的匯率制度的特點和要求,違背基金協定的規定;第四,對相關國家的正當利益造成了損害,或者導致匯率的波動或波動的威脅。發生這些行為時既沒有通報基金組織,也沒有與相關的成員國進行協商;第五,上述行為和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2.1.3中國有管理的匯率制度不構成匯率操縱


  我國當前人民幣是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種匯率制度為IMF協定第4條第2款所允許,其運行基礎是采用銀行的結售匯方式,可見,我國中央銀行干預匯市,既是出自于保持幣值穩定的需要,更是維護我國匯率制度,使然不應被視為一種匯率上的操縱。


  2.2人民幣匯率制度符合WTO規則,不構成禁止性補貼


  美國某些利益集團除了指責中國的匯率制度構成“匯率操縱”,違反IMF協定之外,還聲稱此種操縱行為構成了對出口商品的補貼,違反了WTO協定的附件SCM協議。


  2.2.1SCM協定下禁止性補貼的定義和構成要求


  從SCM協定補貼定義中可以提取出三個最基本的要素:“補貼的提供者”、“財政資助”和“授予一項利益”。一項政府行為只有符合SCM協定對這三個基本要素的規定條件,才可能構成一項“補貼”。


  (1)補貼的提供者


  根據SCM協定第1條第1款的規定,補貼的提供者必須是WTO成員方領土內的政府或公共機構。即排除了由私人提供的補貼。同時還指出,如果政府通過籌資機構或私營機構來履行上述政府職能,所涉資助也可能被視為SCM協定管轄下的補貼。所以說,SCM協定所管轄的補貼,從補貼提供者的角度來看,沒有什么特別的限制,任何機構都有可能成為補貼的提供者。關鍵則是要在個案中根據提供者的職能和具體行為進行判斷。如果實施的是一種“政府行為”,而不是一種“私人行為”,就可能進入“補貼”的領域。


  (2)財政資助


  根據SCM協定第1條第1款的規定,構成補貼的行為必須是“財政資助”,或者GATT第16條意義上的任何形式的收入或價格支持。


  其中第(a)項(i)-(iii)確定了財政資助的四種類型:


  第一種是政府進行直接或潛在的資金或債務轉移,資金或債務的直接轉移是指贈款、貸款、資本注入或政府給予的款項減免或退還等情況;


  第二種是放棄或未征收在其他情況下應征收的政府稅收,這類補貼給予生產商或出口商的利益就是在其原本應當繳納的稅收、社會保障繳款份額等項目上的節省;


  第三種是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礎設施外的貨物或服務或購買貨物;


  最后一種是政府向一籌資機構支付,或委托或指示一私營機構履行前三種行為,這種形式的資助在實踐中是經常發生的,也是比較隱蔽的。


  (3)授予一項利益


  根據SCM協定第1條第1款(b)項,補貼要求財政資助的影響結果是授予被補貼者一項利益。但是SCM協定并沒有明確規定利益的標準含義,在加拿大影響民用飛機出口措施案中,上訴機構將“利益”解釋為使接受者處于一種比在沒有該財政資助的情況下更有利的地位。”2.2.2匯率操縱構成補貼的定義及構成要求


  對照SCM協定的條文,若一國的匯率政策,目的是為了取得貿易上的競爭優勢,且已構成了匯率操縱,那么對于補貼的專向性構成要件的認定就不存在法律障礙。


  (1)匯率操縱構成財政資助或者價格支持的情形


  判斷匯率操縱是否構成SCM協定中的補貼,關鍵是看匯率操縱行為是否構成財政資助或價格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審查在調控匯率的行為和措施中,是否有公共費用的發生和支出。


  賣出債券和投放基礎貨幣等措施具有公共費用支出,構成財政資助或其中的價格支持。而其他的措施不屬于財政資助范圍,也就不屬于補貼的范疇。可見,并非所有操作匯率的措施都屬于財政補貼。


  (2)匯率操縱和利益授予的關系


  具備了財政資助的構成要件后,還要審查出口企業是否因此而獲得利益。這種利益必須是通過對匯率的操縱而獲得的,與沒有資助時的從市場獲得的地位相比,是更有利的。缺乏上述要件的任何一個,都不能認定匯率操縱構成禁止性補貼。


  2.2.3人民幣匯率制度不構成禁止性補貼


  所謂禁止性補貼就是指符合SCM協定補貼定義、被直接認定為具有擬制上的專向性且應當予以禁止的補貼,此類補貼包括了“法律上或事實上視出口實績為唯一條件或多種其他條件之一而給予的補貼”和“視使用國產貨物而非進口貨物的情況為唯一條件或多種其他條件之一而給予的補貼”兩種。


  SCM協定對被視為補貼的政府行為作了嚴格限制,將宏觀的匯率制度排除在禁止性出口補貼之外。由于不存在公共財政或服務向私有實體轉移,所以中國的匯率制度不符合政府財政資助的要件。此外,中國的匯率制度旨在實現宏觀經濟穩定而非出口實績。所以該匯率制度事實上不以出口實績為條件。而且很明顯,多種貨幣做法、貨幣保留計劃、出口信貸計劃與中國的宏觀匯率制度無關。因此,中國匯率制度并不符合SCM協定對禁止性出口補貼的要求,也就不構成禁止性出口補貼。


  3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是我國獨立行使貨幣主權的表現


  3.1國家貨幣主權的定義及行使方式


  國家貨幣主權是指國家在其國內發行和管理本國貨幣的最高權力,以及在國際上獨立執行對外貨幣政策、平等地參與處理國際貨幣金融事務的權利。貨幣主權作為國家主權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經濟全球化下,國家享有獨立自主地行使本國的貨幣主權,只不過這種自主性必須在其所加入的國際條約或國際組織允許的框架內,不能違背該國對外所作的承諾或其所應承擔的國際義務。IMF就是限制和協調各國對外行使貨幣主權的國際組織。因為加入IMF就意味著各成員國已經一致同意授權IMF行使原只屬于各國的部分貨幣主權,從而使各國原有的貨幣主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即要接受IMF宗旨和章程的約束,承擔IMF協定中相應的義務,比如在外匯安排、匯兌措施、國際收支和劃撥等方面的義務。


  3.2中國行使貨幣主權的正當性


  我國對IMF的承諾是保證履行IMF協定第8條款項下的義務,即實現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事實上,這一承諾在1994年的匯率體制改革后就早已完全兌現。所以,當前我國所實施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是在已經履行了IMF協定義務的基礎上遵照其要求進行的,西方國家根本沒有理由對之加以指責和干涉。


  4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應對措施


  綜上,我國現行匯率制度是符合其所參加的國際組織關于匯率義務的相關規定的,我國在遵循有關國際組織規章的前提下有權力自主制定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匯率制度。中國并沒有根據某一國家所提出的匯率要求而進行匯率制度改革的義務。但是,面對國際社會的種種壓力和國內經濟的種種困難,中國政府應該如何應對,人民幣匯率應何去何從?本章在上文分析的基礎上,在此對我國政府如何應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提出一些措施建議,以供參考。


  4.1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匯率機制改革


  我國要進一步加快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繼續減輕人民幣的升值壓力、繼續加快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要從根本上解決中美貿易長期巨額逆差問題,不能僅僅局限于一國的匯率問題,而要著眼于整個世界經濟的平衡。從調整中國國內經濟結構而言,應進一步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測和管理;堅持引進外資的質量,加大“走出去”戰略的實施;要確立放慢海外上市節奏,積極發展本土資本市場的戰略安排;進一步運用好貨幣對沖操作手段;增加雙邊貿易協定,提高亞洲區內貨幣的結算功能;更重要的是應該積極落實并長期堅持內需主導戰略。


  4.2加強貨幣金融立法建設,培養風險意識,建立預警機制


  我國要加強我國貨幣金融立法建設、制定增強風險意識和法律知識、建立預案應對報復措施,同時要改變觀念,積極實踐和創新。學習更多新的調節手段和方法,要學會自己創造適合國情的新方法和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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