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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洪仲丘案”談臺灣軍事司法制度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9年07月09日 07:58:49

  摘要:《軍事審判法》、《陸海空軍刑法》、《陸海空軍懲罰法》以及其他軍事特別法,共同構成了臺灣軍事司法體系的法律基礎。對臺灣地區軍事司法制度的思考、研究,不僅有助于推動軍事法學的理論研究,而且對于大陸地區軍事司法制度的變革和完善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本文通過深入剖析臺灣地區“洪仲丘案”,揭案涉臺軍法之漏弊,并提出相應的改進措施,從而呼吁我國大陸地區軍隊軍人權利之保障,推動軍中人權保障。


  關鍵字:臺灣地區;洪仲丘事件;軍事司法制度;軍事懲罰措施;上訴權;軍事刑事管轄權


  2013年7月3日,臺軍內部被爆出陸軍下士洪仲丘在退伍前夕被關禁閉并練到暴斃事件,引發各界輿論嚴厲抨擊,更是引發25萬“白衫軍”進行了兩場規模甚大的游行抗議。隨著臺灣當局修改《軍事審判法》的推進,該案的后續政治效應或將減弱,但其對臺灣軍隊業已形成的人權沖擊卻不容小覷。


  1案涉軍事懲罰程序


  1.1軍事懲罰程序不當


  洪仲丘,臺軍中一名普通的義務役下士,為何招致民眾發起“萬人凱道送仲丘”的規模僅次阿扁的大型示威游行?即使因洪仲丘攜帶照相手機必須處以禁閉,主管禁閉室的人員也有輕重不同的手段可以選擇,何以竟對退伍在即的士官惡整致死,而且無視其兩度求援?恐怕難脫部隊主官偏差管理而懲罰不當之嫌。


  透過現象看本質,資料顯示,原《陸海空軍懲罰法》并沒有關于軍人懲罰程序的專門規定,修正后的《陸海空軍懲罰法》第24條第1款第1、2項規定:“權責長官知悉所屬現役軍人有過犯行為者,應即實施調查。調查時,對行為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應一律注意。”第4項規定“調查結果認為有施以撤職、記大過、罰薪、管訓、悔過、降級或禁閉懲罰之必要時,應召集會議評議。”對于這些較重的軍事懲罰,明確規定應召集會議評議,以適度防止軍事長官的行政專權,并在第5項前段中規定“應通知行為人得以言詞或書面方式陳述意見,以使個人權利獲得切實的保障。”但考慮到效率因素,達到最短時間內阻止犯錯的效果,所以,對于其他低度的懲罰(記小過、警告、罰勤、罰站等)可以不召集會議評議。另外,為維護軍事長官的領導權,第5項還規定:“會議決議事項應陳權責長官核定。權責長官對決議事項有意見時,應交回復議;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應加注理由后變更之。”也就是說,軍事長官有最后的核定權。


  從以上臺灣軍法之規定可以看出,實際上,臺軍內部現行懲罰手段常淪為軍事長官個人意志貫徹的工具,懲罰程序實行軍隊主官專權制,對受懲罰軍人的權利保障的在程序上的軍事法律規定十分缺乏。


  1.2改進懲罰措施,強化主官法律意識


  1、廢除“禁閉室”,懲罰措施由司法機關決定


  軍人是特殊的職業,執行著區別于普通公民的神圣使命,但并不能因其特殊性而忽視其作為公民應享有的基本人權的保障。“洪仲丘案”并非個例,這種打罵體罰士兵的“潛規則”在臺軍內部比比皆是。如此“帶兵”,置法律的威嚴于何處?置人性的神圣于何處?置軍人的形象于何處?對于軍隊內部出現的軍人“人權”危機,突出表現在臺軍內部就是限制軍事懲罰措施的制度缺失。對此,筆者認為,對剝奪或限制軍人人身自由的懲罰措施應由軍事司法機關決定。此外,從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可看出臺軍一些主官并未將“禁閉室”看作是教育、幫助戰士的特殊措施,而是視為一種懲罰手段,因此臺灣地區“國防部”亦立即針對禁閉、申訴、管教對人權的制度進行全面反省,廢除“禁閉室”制度。


  2、加強軍隊主官的法律意識


  筆者認為,在有了法律的保障之外,臺方面還應當就軍隊主官的法律意識進行強化。從臺軍軍事管理模式來看,其中存在著一種“家長式”的管理作風,很多時候辦事憑主官主觀意識,對于是否適合“關禁閉”的條件不做認真思考,只憑一時沖動或自身意愿去決定下屬是否適用。有些情節輕微,只需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便可解決的情形,主官或為了嚴格治軍以示軍威,以言代法、以權代法,或出于私人恩怨,武斷地決定適用禁閉室這項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因此在軍內宣揚人權,提高全體官兵特別是連隊主官的守法執法意識,同時制定相關的配套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2事關軍人權利受侵的救濟措施


  2.1軍人權利受侵未有上訴權


  修正后的《陸海空軍懲罰法》中,仍然規定有限制人身自由的處罰措施,如檢束、禁閉、禁足等,并且仍規定只能在軍事機關內部尋求救濟程序。而根據現代法治國家行政處罰的原則,對限制人身自由的懲罰措施均實行正當程序。臺灣地區司法院解釋規定,對于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必須遵守有關人身自由權保障的“權力分立原則、司法權建制的憲法原理、獨立公正的審判機關與程序、比例原則、必要司法程序”以及有關訴訟權保障的“直接審理、言詞辯論、對審制度、辯護制度、最后陳述機會”等一系列制度。


  從以上法規可以看出,臺灣軍事法不僅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懲罰措施,且對懲罰措施不服未有司法救濟途徑。司法程序中軍人訴訟救濟程序尚未完全確立。


  2.2完善軍人司法救濟程序


  針對臺灣軍事司法制度中軍人訴訟救濟程序尚未確立的問題,應不斷創新、完善軍人訴訟救濟制度,為軍人維護自身權利提供法律途徑。筆者認為臺灣司法制度有以下兩方面亟需改進。


  其一應在軍事法律法規中明確規定軍人享有上訴權;其二在軍事法院內成立申訴委員會,審核案件結果若如何上訴條件,即可展開司法救濟程序。


  3權系軍事刑事管轄制度


  3.1軍事刑事管轄權過于集中,法條缺失


  大陸地區軍事刑事訴訟管轄實行軍隊保衛部門、軍事檢察院、軍事法院之間分工配合和互相監督。與此不同的是,臺灣地區軍事刑事訴訟實行檢警一體化的偵查體制,任何刑事案件都是由軍事檢察官指揮軍法警察(官)進行偵查,案件偵查終結后,再由軍事檢察部門進行起訴,軍事法院負責審理和裁判。“洪仲丘案”爆發后,臺灣軍事檢察署的刻意隱藏案件實情,稱錄像毀壞的說辭再次讓臺灣民眾失望透頂,對其不滿情緒一次性得以大爆發,兩次走上街頭進行大規模示威游行。


  筆者認為,臺灣實行軍事審判“檢警一體化”雖然有利于提高辦案效率,但此法將偵查權利過于集中化,難免出現偵查過程出現個人獨斷專權。歷史上歷次的軍事審判法修訂并沒有改變軍事審判的基本精神和實質,部隊軍官對下屬的管理權威反而遭到強化,因此,現行臺灣軍事審判常常因為不公正而成為軍人的噩夢,其中最為臭名昭著的就是1996年“江國慶冤死案”。


  3.2“檢警分開”,改革軍事刑事管轄權劃分


  從以上臺灣軍隊“檢警一體化”所體現的漏弊看來,改革臺灣軍事刑事管轄權制度勢在必行。筆者認為,臺灣地區可借鑒大陸地區的軍事刑事管轄權劃分,實行“檢警分開”制。如此,臺灣“行政院”應修正軍法,規定軍事刑事案件由軍事警察(官)負責偵查,軍事檢察署進行監督與起訴,以全力推動軍事審判全面回歸司法審判。


  4結語


  由“洪仲丘案”來看,臺灣軍事法規完善迫在眉睫。研究臺灣地區軍事審判制度及其對軍隊內部人權保障的影響,其意義不僅在于幫助大陸地區的讀者了解和認識臺灣地區軍事審判制度的現狀,更為重要的是呼吁我國大陸地區軍隊軍人權利之保障的正常或應有的進路,把握正確的發展方向:臺軍的“禁閉室”、我軍的“行政看管”,這些懲罰措施非但限制了軍人的人身自由,還導致了一些打罵體罰的蔑視“人權”的惡行發生,為此從軍法中完善改進“行政看管”制度,推動軍事司法審判改革,無論是關于軍事審判制度改革的學術研究還是立法實踐,對軍隊人權保障工作的落實都極其重要。而臺灣地區軍事審判制度對軍隊未來的影響,或許能夠為我們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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