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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動因及路徑分析

作者:admin 更新時間:2018年08月08日 09:50:07

  摘要:日本并非南海爭端的當事國,但近年來卻頻頻插手南海問題,甚至試圖在軍事上重返南海。究其動因,既有維護自身海上運輸通道安全、應對釣魚島爭端等現實利益的考慮,又有爭奪地區影響力、遏制中國崛起等戰略性的考量。日本采取多種路徑介入南海問題,包括以海上區域多邊安全合作為突破口,搭建介入南海問題的平臺;利用各種多邊論壇,極力推動南海問題的國際化;加強與菲、越等南海聲索國的防務安全合作,對之提供能力建設支持;與美、印、澳等其他區域外國家在南海問題上加強聯動,提出所謂“亞洲民主安全之鉆”;解禁集體自衛權,為軍事上重返南海奠定法律基礎。在亞太格局深度調整和中日結構性矛盾凸顯的背景下,以及日本加速解禁集體自衛權和修改和平憲法的情況下,可以預見,日本今后會進一步加強對南海問題的介入。


  關鍵詞:日本;南海問題;釣魚島爭端;中日關系;


  作者簡介:張學昆(1979—),男,云南云縣人,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講師,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亞太國際關系;作者簡介:歐炫汐(1992—),女,云南玉溪人,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東南亞國際關系。


  近年來南海問題不斷發酵,成為重大的地區安全熱點問題。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南海島礁聲索國之間的主權爭端日益加劇,二是區域外大國對南海問題的介入不斷增加。就后者來說,美國、日本和印度是三個主要的區域外大國,它們本身對南海并沒有主權訴求,但卻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以維護航行自由和飛越自由為借口持續介入南海問題,從而形成在南海問題上與中國展開戰略博弈的局面,導致南海問題日趨復雜化和國際化。在介入南海問題的力度和程度上,以及所造成的消極影響和后果上,日本是僅次于美國的區域外大國,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然而,與對美國介入南海問題的重視和探討相對比,目前國內學界對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關注和探討還遠遠不夠充分和深入。可以預見,在亞太地區格局深度調整和中日結構性矛盾不斷凸顯的背景下,以及在日本加速解禁集體自衛權和修改和平憲法的情況下,日本今后會以各種方式進一步加強對南海問題的介入,甚至在軍事上重返南海。我們對此應保持警惕。本文基于地緣政治和新現實主義的理論視角,重點探究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動因,并分析其采取的各種介入路徑。


  一、近年來日本加強介入南海問題


  日本對南海的染指,可以回溯到20世紀初期,當時的日本通過甲午戰爭占領了中國臺灣省后,就開始逐步向南海滲透。“二戰”期間,日本一度侵占南海諸島。中國在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后,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文件的相關條款,收復了對南海諸島的主權。此后,日本對南海地區的關注逐漸淡化,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承認南海諸島的主權屬于中國。冷戰后,國際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日本相應地調整了國家戰略目標,開始從經濟大國向政治、軍事大國邁進。日本將南海問題視為其在亞太地區攫取地緣政治利益和抗衡中國的一個著力點,開始逐步介入南海問題。1992年2月,中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確定了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等島嶼的主權地位。日本隨即向中國提出抗議,還以此為契機散布所謂“中國威脅論”。①1995年中國與菲律賓爆發美濟礁事件后,日本采取了政治介入的態度,不僅立即表現出對菲律賓的同情,日本領導人在與中國領導人會晤時,還多次表達對南海問題的關切之意,并在隨后諸多關于南海的問題上對東南亞國家采取了明顯偏袒的態度。


  20世紀90年代,日本在南海問題上更多是以斡旋者的身份出現,到2000年以后其關注程度不斷增加。這與2000年以來南海周邊的地緣政治形勢密切相關。2000年以來,南海周邊的地緣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最為顯著的是,中國在東亞國際格局中的重要性變得舉足輕重,綜合國力和地區影響力趕超日本,同時中日在歷史問題、領土爭端等方面紛爭不斷,兩國的矛盾日趨加深。這一時期,日本對南海問題的介入主要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進行的。2005年10月,在日美防務“2+2”談判中,在美國的要求下,日本自衛隊宣稱其防衛范圍擴展到馬六甲海峽。②


  2010年是日本加強介入南海問題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此后日本開始嘗試全面介入南海問題,日益成為影響南海局勢發展演變的一個重要角色。首先,2010年7月,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在東盟地區論壇上發表演說,聲稱美國在維護南海航行自由方面擁有“國家利益”。同期參加會議的日本外務大臣岡田克也表態支持希拉里的聲明,聲稱南海爭端的和平解決也事關日本的國家利益。其次,2010年9月7日,一艘中國漁船在釣魚島海域先后與兩艘日本巡邏船相撞,日本海上保安廳隨后以涉嫌妨礙公務為由逮捕了中國漁船的船長,由此引發了兩國的外交危機并使釣魚島問題再次成為兩國關系中的一個焦點。這一事件導致當時的菅直人內閣開始把中國與有關國家的南海主權爭端和中日在釣魚島和東海大陸架劃界的爭端聯系起來。再次,2010年,中國GDP總量首次超過日本,兩國的實力對比開始出現不利于日本的變化。日本對中國的焦慮感增加,試圖利用南海問題來阻礙中國的崛起。日本對南海問題關注程度的變化從日本發布的《防衛白皮書》中也可見一斑,在關鍵詞一欄輸入“南シナ海”(南海),可以在歷年的《防衛白皮書》中找到160條相關信息,其中2010年及以后有關南海的數據多達89條。③可見,2010年是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一個關鍵點,此后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程度不斷加強。


  2011年9月,野田佳彥接替菅直人出任日本首相,日本對南海問題的關注度進一步提升。野田內閣延續了日本政府一貫地試圖以多邊方式為途徑、以非傳統安全為切入點來解決海上安全問題的戰略傳統,推動成立了旨在解決海上爭端的區域論壇———東盟海上論壇擴大會議(ExpandedASEANMaritimeForum),為日本介入南海問題搭建平臺。除了多邊渠道,野田政府還利用雙邊外交、政府開發援助(ODA)、海岸警衛隊合作等方式來介入南海問題,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加強與菲律賓和越南的合作關系。例如,野田佳彥甫一上任,就與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舉行會晤并發表聯合聲明(2011年9月),一致同意將兩國關系提升為戰略伙伴關系,聲稱“連接整個世界和亞太地區的南中國海至關重要”,同意加強雙方海洋安全部門間的協調與合作,加強雙方政府和軍事人員的交流,加強兩國海軍的聯系和聯合演習,共同應對中國日益增長的軍事實力和在南海地區日益強硬的領土主張。


  2012年12月,安倍晉三出任日本首相,他大體上延續了前任政府的南海政策,主要差別是在其政策和倡議里增加了更多帶有軍事和地緣戰略色彩的言辭,如提出了所謂“亞洲民主安全之鉆”(Asia'sDemocraticSecurityDiamond)的戰略概念,而南海正好處于這顆“鉆石”的中心。①2013年伊始,安倍晉三及其內閣成員紛紛出訪東南亞各國,展開所謂的“戰略外交”,意在制衡中國。②自2014年7月起,安倍政府極力推動解禁集體自衛權和修改和平憲法,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不斷右傾,試圖從根本上改變日本戰后的國家定位和安全政策框架。如果安倍的野心全部如愿以償,將對亞太地區的安全格局造成重大沖擊,并使日本能夠更直接、更深入地介入南海問題,包括在軍事上重返南海。事實上,近兩年來日本在南海的軍事存在已大為加強,頻頻與菲律賓、美國、印度等國在南海地區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甚至考慮在南海空域展開巡邏。③2015年5月和6月,日本海上自衛隊與菲律賓海軍在南海地區連續舉行了兩場聯合軍事演習。在短時間內進行如此頻繁的軍事互動進而加劇南海的緊張局勢,日本急欲攪渾南海之水的用意不言而喻。


  二、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動因


  日本對南海問題從積極關注到試圖全面介入,究其動因,既有維護自身海上“經濟生命線”、應對釣魚島爭端等現實利益的考慮,又有爭奪地區影響力、遏制中國崛起等戰略性的考量。


  2.1限制中國海權的發展,遏制中國的和平崛起


  2012年,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了“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的目標。南海在我國“海洋強國”戰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對中國海權的發展意義重大。一方面,南海豐富的能源資源可以為海洋經濟的發展提供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南海的戰略位置極為重要,是我國與東南亞、南亞、西亞、非洲和歐洲往來的重要航道,同時也是我國海軍東出太平洋、西出印度洋的重要通道。顯然,南海是我國發展海權的一個重要陣地。然而,以海洋立國并長期作為東亞最強大海權國家的日本,對中國海權的發展很是擔憂,認為這關系到東亞地區的主導權。而中國主導東亞地區,則是日本最不愿看到的,因此極力阻撓中國維護在南海的主權和利益,意圖限制中國海權的發展。


  冷戰后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東亞都保持著以中日為核心的復雜均勢,日本雖然在經濟上一直領先于中國,但在政治影響力方面要弱于中國。然而,21世紀初期以來,隨著中國國力的顯著提升,東亞地區的國際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首次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日本之前的優勢地位已經不復存在,傳統均勢格局被打破。亞太地區力量對比的改變,讓日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與挑戰,并致使中日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更加凸顯。在這樣的背景下,基于現實主義的生存競爭邏輯,日本深感不安,試圖對中國的和平崛起進行干擾和牽制,南海問題正好成為可以利用的一枚戰略棋子和一個著力點,日本借此大肆制造所謂的“中國威脅論”。日本于2011年發布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以中國的海洋戰略及南海政策為主題,聲稱“中國在南海的一系列強硬行動,使東南亞各國對中國一向宣傳的‘和平發展戰略’失去了信任”,“將來若在南海發生偶然沖突,包括日本在內的、共有海上交通線的所有周邊國家的安全保障都將受到威脅”。①確實,南海問題的久拖不決和不斷激化會對中國的和平發展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使中國在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同時,不得不花費很多精力和付出很大代價來應對這項艱巨的挑戰,甚至面臨戰爭的風險。日本在南海問題上頻頻攪局,就是要使南海爭端久拖不決,限制中國海權的發展,遏制中國的和平崛起,同時通過南海問題與那些對中國崛起感到擔憂的南海聲索國及美印澳等區域外國家建立起戰略聯系,共同對中國進行制衡,緩解國際格局變遷給日本帶來的壓力。


  2.2攪渾南海之水,著眼于中日釣魚島爭端的博弈


  中日東海問題尤其是釣魚島爭端是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又一重要動因。表面上,南海問題似乎與東海問題并無關聯,實則不然,兩者都是主權問題,又都涉及巨大的能源利益。在日本看來,中國對其中一個問題的解決思路、策略、手段等等,很可能會延伸和影響到另一個問題的解決,而這正是日本所關注并表示擔憂的。事實上,早在1992年中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后,日本就開始把釣魚島爭端和南海爭端視作相互關聯的問題。1995年中菲美濟礁事件激化后,日本外務省擔心,如果中國不斷在南沙群島造成既成事實,從而對南沙群島實行管理,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也有可能采取同樣的做法。②2010年9月中日在釣魚島水域發生撞船事件后,當時的菅直人內閣明確地把中日東海和釣魚島爭端與中國和東南亞有關國家的南海爭端聯系起來。這種認知被后來的野田內閣、安倍內閣所繼承,并推動日本更深入地介入南海問題。他們認為,如果南海爭端最終形成有利于中國的爭端解決方式,那么這種方式可能會應用于東海問題,從而損害日本對釣魚島和東海專屬經濟區的主權聲索。③因此,日本極為關注中國對南海問題的態度及解決方式,希望能從中了解中國在海洋及島嶼主權爭端中的策略和風格,以便為中日釣魚島爭端和東海海域劃界問題積累談判和博弈經驗。2014年發布的日本《防衛白皮書》指出,中國的策略是弱化其他聲索國對中方聲稱擁有主權的島嶼的有效控制,同時通過在爭議島嶼周圍的海域及空域的監視活動和使用武力來加強中國對這些爭議島嶼的主權主張。④日本認為,2012年中國就成功地在黃巖島沖突上運用了這種策略,迫使菲律賓撤出艦船,最終獲得了對這個爭議島礁的實際控制。日本前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在2013年訪問菲律賓期間提到了黃巖島事件,特別強調了南海爭端和東海爭端的聯系。⑤日本擔心,中國會把在南海爭端上的策略運用到釣魚島問題上,從而挑戰和削弱日本對釣魚島的所謂司法管轄權。


  日本試圖通過介入南海問題來獲得在東海問題及釣魚島爭端上與中國進行博弈的籌碼。首先,日本可以通過支持菲律賓、越南等南海聲索國的訴求,與其形成雙邊外交聯盟來制衡中國,以使南海爭端久拖不決,進而制約中國對釣魚島的關注程度,減輕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面臨的壓力。比如,2012年野田佳彥政府在實施“購買釣魚島”前后,就極力支持菲律賓、越南等南海主權聲索國炒作“南海問題”,以減少日本因“購島”所面臨的壓力。其次,日本希望通過介入南海問題,換取東南亞有關國家在釣魚島問題和防空識別區問題上對日本的支持。2013年11月,中國宣布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后,東南亞有關國家對中國是否會設立南海防空識別區心存疑慮。在此背景下,日本趁機加大力度介入南海問題,借南海爭端拉攏東盟有關國家,使其支持日本的立場。日本在當年12月中旬召開的日本與東盟國家特別峰會上提出“天空安全”這一主要議題,即中國有可能在南海劃設防空識別區,希望東盟國家與日本采取一致立場,共同抵制中國設立防空識別區。最后,日本也可以選擇在南海問題上保持中立甚至是偏向中國一邊,以換取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對日本作出妥協和讓步,當然這種選項的可能性不大。總之,由于日本的介入,當前南海問題和東海問題已出現聯動態勢,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2.3維護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利益和影響力


  “二戰”結束以來,東南亞地區作為日本重要的原料來源地和商品銷售市場,同時也是日本對亞洲投資的重點區域,在日本邁向經濟大國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隨后,東南亞地區又成為日本邁向政治及軍事大國、圖謀主導東亞國際秩序的試驗田。日本通過經濟、非傳統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已經深深地滲入東南亞地區。①至今,東南亞地區在日本的經濟發展和對外戰略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而日本也通過貿易、投資、援助等手段在該地區取得了較大影響力。


  然而,隨著近年來中國的崛起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成,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不斷上升,這引發了日本的擔憂。在經濟上,2010年中國已經成為東盟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據東盟秘書處的統計數據,2008年東盟與中國的貨物貿易額僅為1968億美元,而東盟與日本的貨物貿易額則為2143億美元。從2009年起,東盟—中國的貨物貿易額首次超過東盟—日本的貨物貿易額,此后兩者的差額呈持續擴大的趨勢。2013年,東盟與中國的貨物貿易額高達3505億美元,而東盟與日本的貨物貿易額僅為2407億美元。②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初見成效的基礎上,中國和東盟建立了進一步打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版的共同愿景,并設立了在2020年達到貿易額1萬億美元的目標。在雙邊關系上,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于2014年由“黃金十年”開始走向起點更高、內涵更廣、合作更深的“鉆石十年”。中國的絲路基金、“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作倡議、中國倡議籌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將加強中國與東盟國家的互聯互通,推動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建設。目前,東盟十國均為“亞投行”的成員國。隨著“亞投行”的發展,日本通過主導亞洲開發銀行而在東南亞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獲得的影響力將受到削弱。傳統上,相較中國而言,日本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優勢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但是近年來,日本的經濟優勢越來越不明顯。為了維持在東南亞的影響力,日本試圖通過積極介入南海問題,維持其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分化和瓦解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友好關系。


  三、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路徑


  日本采取多種路徑積極介入南海問題,然而其路徑選擇受到一些因素的影響,比如受國內和平憲法的限制,日本無法像美國那樣直接把軍事力量大規模投射到南海地區;受“武器出口三原則”③的限制,不能像美國那樣以履行所謂“同盟義務”為借口,對有關南海聲索國提供大量武器裝備等軍事援助。因此,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路徑呈現出自身的鮮明特點。


  3.1推動區域海上多邊安全合作,搭建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平臺


  鑒于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侵略歷史,再加上“二戰”后制定的“和平憲法”的束縛,長期以來日本無法在南海地區直接扮演一個軍事角色。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以反海盜、打擊武裝搶劫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為突破口,積極構建自身能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海上區域多邊安全合作機制,謀求在南海安全事務中發揮更主動的政治領導力。自1994年東盟地區論壇(ARF)成立以來,日本一再嘗試利用這個論壇來介入南海安全問題。1995年5月,南海爭端因中菲美濟礁事件而有所激化,日本遂提議將南海問題納入同年8月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議加以討論,建議東盟地區論壇的成員國共同向中國施壓,并以“維護航行自由”和“和平解決南沙爭端”為名表達日方的關切,以期能促使中國在南海問題上軟化立場。在1999年6月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會議上,日本首次提出打擊海盜的問題,并且其立場在隨后發布的東盟地區論壇主席聲明里得到了反映。2000年4月,日本主辦了“打擊海盜和武裝搶劫船只”的區域會議,推動區域海上多邊安全合作。2003年6月,日本在東京主辦亞洲海岸警衛隊會議,參加會議的包括東盟、孟加拉國、中國、中國香港、印度、韓國和斯里蘭卡,會議就簽署《亞洲地區打擊海盜和武裝劫船合作協定》(ReCAAP)進行談判。在日本的積極推動下,ReCAAP的最終文本在2004年11月達成,并于2006年9月正式生效。在ReCAAP生效后不久,日本就宣布提供4000萬日元的運行經費,支持在新加坡設立的反海盜信息共享中心。日本積極推動打擊海盜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區域海上多邊安全合作,構建諸如ReCAAP這樣的功能性區域多邊安全機制,派遣武裝艦船到南海海域進行反海盜巡邏,是它試圖增加在南海及周邊地區安全影響力舉措的一部分,使它獲得了參與保障南海航行安全的廣闊空間。這種路徑不但得以在避免直接軍事行動的前提下增加了日本在南海地區安全合作中的參與度,保障其在南海地區的航行安全,而且還在客觀上強化了日本在南海地區的軍事存在,增加了日本對南海問題的影響力。


  3.2利用各種國際多邊論壇,極力推動南海問題的國際化


  推動南海問題的國際化是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就采取的介入路徑。近年來,日本在這方面更加賣力,利用各種國際場合和多邊機制極力推動南海問題的多邊化和國際化,試圖使中國無法通過正常的雙邊途徑解決南海問題,以造成對中國不利的局面。自2010年以來,日本就持續在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EAS)、東盟海事論壇擴大會議(EAMF)、東盟防長擴大會議(ADMM+)等多邊場合提出和討論南海問題,極力推動南海問題的國際化。2010年7月,在越南河內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會議上,日本緊隨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向中國發難,致使南海問題在時隔多年后再次成為該論壇爭論的議題。此后的歷次東盟地區論壇會議上,日本都會提出南海問題。東亞峰會本是一個主要討論區域合作和經濟一體化的多邊對話機制,日本卻企圖賦予該機制討論敏感安全議題的功能。在2011年11月的東亞峰會上,日本提議成立一個由各成員國政府官員及專家組成的“東亞海上安全論壇”,但最終未被會議采納。為制造更大的國際效應,日本甚至利用西方七國集團會議來推動南海問題的國際化。2015年4月15日,在日本的推動下,在德國呂貝克舉行的七國集團(G7)外長會單獨通過了一份涉及南海和東海局勢的《關于海洋安全的聲明》,①這在七國集團近40年的歷史上尚屬首次。同樣是在日本的推動之下,兩個月后召開的七國集團首腦會議發表的《聯合宣言》也涉及南海問題,表示強烈反對中國在南海的島礁建設。2014年的日本《防衛白皮書》指出,南海是一個“整個國際社會關切的共同問題,直接與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相關”。①這種表述清楚地表明了日本使南海問題多邊化和國際化的意圖。


  3.3加強與東盟及南海聲索國的防務安全合作,對其提供能力建設支持


  在南海問題和東海問題日益升溫的背景下,日本和東盟近年來不斷加強防務安全合作。2013年2月,安倍晉三在日本—東盟特別首腦會議上倡議召開日本—東盟防長會議。2014年11月,日本與東盟首次召開了防長會議,成為繼美國和中國之后第三個與東盟召開防長會議的國家。在這次會議上,日本和東盟就加強防務安全合作的方針達成一致,日本將重點在海洋安全和災害救援等方面為東盟提供人才培養、裝備和技術支持。日本—東盟防長會議的召開是日本與東盟強化防務安全合作的重要一步,標志著雙方的防務關系正逐漸由交流向具體合作發展。目前,日本和東盟已經在反恐、打擊海盜、人道主義和救災、軍事醫療等非傳統安全領域開展了深入合作。


  在各南海聲索國中,日本尤為重視加強與菲律賓和越南這兩個國家的關系,主要原因是這兩個國家在南海爭端中對中國的態度最為強硬,與中國的對抗最為激烈。


  首先來看日菲關系。2011年9月,菲律賓總統阿基諾訪日,兩國決定建立戰略伙伴關系,表示南海的“和平與穩定”符合雙方共同的利益,一致同意加強兩國海洋安全部門間的協調與合作,加強兩國海軍的聯系及信息交流,以應對中國不斷增長的軍事實力及在本地區“日益強硬的領土主張”。雙方還同意擴大兩國海岸警衛隊的聯合訓練,并使用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來全面升級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的通訊系統。②2012年4月中菲黃巖島事件發生后不久,作為加強與菲律賓防務安全合作的一個具體舉措,日本決定向菲律賓轉讓10艘巡邏艦,以增強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的海上監視能力。2012年7月,菲律賓防長博爾泰雷·加斯明(VoltaireGazmin)訪日,雙方簽署了防衛合作備忘錄,旨在加強海上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2012年12月,菲律賓外長羅薩里奧表示,菲律賓歡迎日本重新武裝,支持日本修改和平憲法,認為這樣可以在軍事上制衡中國。③2013年2月,日菲決定進一步深化兩國的戰略伙伴關系。兩國經過第二次海洋安全磋商,搭建了外交、海軍、海警共同參加的“3+3”海上安全合作框架,使海上安全合作成為兩國戰略伙伴關系的一個支柱。2015年6月,日本海上自衛隊與菲律賓海軍在南沙群島附近海域舉行了首次聯合演習,進一步彰顯了兩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合作姿態。


  其次來看日本與越南的關系。同樣地,由于越南在南海問題上的強硬立場,日本也大力支持越南在南海爭端中抗衡中國。在日本看來,由于南海問題和東海問題的存在,越南和日本因此擁有了共同的戰略利益。2010年7月,時任日本外相岡田克也訪問越南,雙方決定舉行由兩國外交和國防部門參加的“日越戰略對話”,表示將圍繞南沙群島問題密切交換信息。同年10月,時任日本首相的菅直人訪問越南,兩國宣布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強調“航行自由、暢通的貿易、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和平解決爭端符合整個地區國家的利益。”④2011年10月,越南國防部長馮光青訪日,雙方簽署了“防衛交流與合作備忘錄”。2013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選擇越南作為其上任以來第一個出訪的國家,牽制中國的意味十分明顯。在這次訪問中,日本表達了在南海問題上“反對用力量改變現狀”的立場,并擬與越南建立海洋安全磋商框架。⑤為支援越南海警在南海的執法能力,日本除已經提供的二手巡邏船外,還將提供性能更高的新建巡邏船。


  3.4與其他區域外國家加強聯動,構建日美印澳聯合干預體制


  在南海問題上,日本與美國的立場和觀點幾乎一致,聲稱在主權歸屬問題上不持立場,支持和平解決南海爭端,反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鼓勵各方制定南海行為準則。自2010年以來,在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的背景下,日美一直就南海問題協調彼此的立場,并借此鞏固兩國的軍事同盟關系。例如,在2015年11月,安倍晉三和奧巴馬在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前夕和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期間,就中國在南海的島礁建設問題交換意見,強化了日美兩國在該問題上的一致立場。為了配合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希望日本在南海問題上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甚至邀請日本自衛隊到南海巡邏,對南海地區實行聯合監控。2015年4月,日美兩國舉行外交與國防部長會議,達成了新版《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雙方決定把日本自衛隊與美軍的合作擴大至全球范圍,雙方將共同應對島嶼防衛,并將島嶼防衛從東海延伸至南海地區。在日美安保體制下,日本“密切配合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部署,遏制中國海上力量的發展,嚴防中國海上力量突破所謂‘第一島鏈’”。①2015年10月,美國海軍宙斯盾導彈驅逐艦“拉森”號進入中國渚碧礁和美濟礁12海里范圍內,日本在這個事件里與美國保持一致步調并進行了緊密的合作,利用通信系統與美國分享彼此艦船的部署情況,打著“航行自由”的旗號向國際社會強調美方行動的“正當性”。在2015年11月的G20峰會期間,日本重申了支持美國向中國人工島周邊12海里內派遣軍艦的行動。兩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還表現在協同對有關聲索國提供能力建設支持,如為了幫助菲律賓提高在海上抗衡中國的能力,兩國分工明確,美國負責向菲律賓的武裝力量提供武器裝備,日本則負責向菲律賓的海岸警衛隊提供裝備。


  在介入南海的問題上,印度也是日本聯合的對象。兩國不但在合作制華方面擁有共同的戰略利益,保持著某種默契,而且從地理屬性上看,兩國都是海洋大國,都認為南海問題事關它們的國家利益,因此南海問題成為兩國的共同關切。近年來,日本和印度以共同維護海上安全為名,不斷加強反海盜等海上安全合作,在南海問題上進行協調與配合。


  日本還以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為紐帶,拉近與美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區域外國家的關系,以建立在南海問題上針對中國的包圍圈。2012年底,安倍晉三提出旨在遏制中國的“亞洲民主安全之鉆”,在南海和東海問題上拉攏美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區域外國家。日本聲稱,面對中國在東海及南海的強硬態勢,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和美國夏威夷可以連成鉆石形海洋線,與亞洲的民主盟友共同確保西太平洋至印度洋之間的公海和海上航行自由,并表示日本將在其中最大限度地貢獻力量。②中國的南海諸島以及釣魚島都被囊括在這個所謂“亞洲民主安全之鉆”的包圍圈內,日本的用意昭然若揭。


  3.5從國際法上向中國施壓,從國內法上解除禁區


  在國際法層面上,日本在與東南亞國家的雙邊外交場合里反復聲稱,南海爭端應基于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加以解決,要確保南海的航行自由和飛越自由。這是在影射中國違背國際法原則并危及南海的航行自由,試圖以國際法為名來否定中國在南海的主權以及為維護主權所采取的正當行為,在法律上、國際輿論上給中國施加壓力,并為其介入南海問題提供依據。近年來,日本首相在與菲律賓、越南、印尼、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領導人會晤談到南海問題時,反復聲稱“反對使用武力改變南海的現狀,應在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基礎上和平解決南海爭端”。①日本還把這種通過國際法介入南海問題的路徑擴展到多邊論壇上,如在日本—東盟峰會、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等多邊論壇上,日本不但經常要求討論南海問題,而且一再聲稱各聲索國應遵守普遍公認的國際法原則,比如自由航行、航行安全、不受阻礙的商業以及和平解決爭端等原則,批評中國在南海進行的吹填作業和跑道建設。此外,日本還支持菲律賓等國提起南海問題的國際仲裁,支持聯合國仲裁法庭對中菲南海爭議進行強制仲裁。


  在國內法層面上,日本通過了旨在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新安保法,為日本軍事上重返南海奠定法律基礎。2015年7月16日,日本執政聯盟控制的國會眾議院全體會議強行表決通過了安倍政府提交的安保法案;9月19日,日本執政聯盟又憑借其在國會議席中的數量優勢,在參議院全體會議上強行表決通過了安保相關法案。至此,日本新安保法正式出籠,包括11個具體法案,其中有1個新立法和10個修正法。《國際和平支援法案》是新立法,其實質是海外派兵的永久法和基本法。根據該法案,日本可隨時根據需要向海外派兵并向其他國家的軍隊提供支援。安倍政府還在修正法中提出了兩個新概念:一個是《武力攻擊事態修正案》中的“存亡危機事態”,即發生“針對與日本關系密切國家的武力攻擊事態,并因此威脅到日本的存亡,國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權利存在被徹底顛覆的明顯危險事態”;另一個是《重要影響事態法案》中的“重要影響事態”,即“海外發生威脅到日本和平與安全的事態,放任不管的話,或將發展到對日本的直接武力攻擊”。在這兩種情況下,日本可以出動自衛隊行使武力。②由于南海是日本重要的海上運輸通道,根據新安保法案,日本能以“維護航海自由,確保其國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權利不被顛覆”等為由,更直接、更方便、更深入地介入南海問題,使得日本可以和“關系密切的國家”一起行使集體自衛權,派出自衛隊在南海執行巡邏任務,進一步加強與“準盟友”菲律賓、越南等南海聲索國的安全合作,甚至直接介入它們與中國的爭端。


  四、我國的應對策略


  目前,日本在南海問題上的介入力度和產生的影響尚沒有美國那么大,雖然介入的態勢日趨積極但仍較為低調,這主要是因為日本受國內和平憲法的限制,無法像美國那樣直接把軍事力量大規模投射到南海地區;受制于“武器出口三原則”,也不能像美國那樣以履行所謂“同盟義務”為借口,對有關爭端國大量提供武器裝備等軍事援助;日本更多地只能通過政府開發援助或以海岸警衛隊為名對其提供有限的武器裝備和能力建設支持。然而,隨著日本政治右傾化而加快解禁集體自衛權和修改和平憲法,以及由于中國的崛起而導致的中日結構性矛盾的日益凸顯和不斷激化,可以預見日本在將來會進一步加大對南海問題的介入力度。具體來說,首先,地區局勢的緊張和“周邊事態”的惡化可以為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和修改和平憲法提供氛圍和理由,為此日本勢必千方百計攪渾南海之水;而一旦解禁了集體自衛權和修改了和平憲法,反過來又可以為日本加強介入南海問題以及配合美國的南海戰略提供國內法律支持,兩者之間呈現一種相互加強的關系。其次,由于中國的崛起而導致在東亞國際格局中的力量分配出現了不利于日本的變化,而中國在外交和安全事務上則變得更加積極進取和自信。根據新現實主義理論,面臨國際體系壓力的日本出于對中國的疑懼而勢必采取針對中國的制衡行動,南海問題可以成為其抗衡中國的一個著力點。可以預見,日本今后將進一步加強對南海問題的介入,謀求在南海扮演戰略角色。這一方面將使南海問題變得更加錯綜復雜,助長越南、菲律賓等聲索國采取強硬立場同中國對抗的氣焰,影響地區局勢的和平與穩定;另一方面又使南海問題成為中日矛盾沖突的另一個焦點,使原本趨冷的中日關系增加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影響兩國關系的改善。


  對于日本介入南海問題及其可能造成的消極影響和后果,我國應保持高度警惕并謀劃多層面的應對策略。首先,國際層面上,要推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發展,構建中國與印度之間更加緊密的發展伙伴關系,從而預防日本與美國、印度等域外大國在南海問題上形成聯合干預體制,消解日本利用日美安保同盟框架介入南海問題的現實和法理基礎,對沖日美同盟、日印合作在南海問題上可能產生的破壞性影響。其次,區域層面上,一方面要進一步強化同南海周邊國家經濟相互依賴的格局,大力推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讓南海周邊國家更多地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弱化它們對日本的物質利益需求,消解日本拉攏其對抗中國的經濟因素;另一方面要加強與南海周邊國家的安全合作,包括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并且積極推動《南海各方行為準則》的制定,維護南海地區局勢的穩定,盡可能地降低南海周邊國家對日本的安全需求。再次,中日雙邊關系層面上,由于當前的中日矛盾主要由兩國力量對比質變、歷史問題久拖不決、領土爭端日益激化等幾方面因素交織而成,我國在堅持原則的同時也要充分釋放善意,促進雙方各領域的務實合作,擴大共同利益基礎,降低日本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同時,要把釣魚島問題同南海問題分割處理,避免兩個問題形成聯動,以防日本將介入南海問題作為解決釣魚島問題博弈的籌碼,降低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積極性。最后,軍事層面上,要大力加強我國海空軍力量的現代化建設,適當增加在東海地區的軍事存在,在東海方向形成對日本的牽制,同時也應適當增加在南海地區的軍事存在,加強反介入能力,提升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代價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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